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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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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国政协委员建言：加大对再生资源行业补贴力度 加强废钢等管理立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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做好垃圾分类，促进生活垃圾减量化、无害化、资源化、产业化，是实现绿色生活的必由之路，需要政府与公众同心协力、行政与法治多措并举。在全国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上，委员们带来多件与垃圾分类、资源循环再利用相关的提案和大会发言，建议将垃圾分类纳入法治化轨道。
建言1 垃圾分类要有法制约束
全国政协委员、民盟江西省主委刘晓庄
垃圾分类是一项系统工程，涵盖前端分类、中端运输、末端处理等多个环节，一环失守，全盘沦陷。
建议开展垃圾分类的养成教育。当前我国居民的垃圾分类意识不强，而垃圾分类又是一项需要公众参与的“技术活儿”，必须由被动强制的行为转化为主动自觉的生活习惯。
将垃圾分类纳入法治化轨道。对于垃圾分类，光靠自觉还不行，还得靠法律和制度的严格约束。我国也应制定相关法律，将垃圾分类处理纳入有法可依、违法必究的法治化管理轨道，加大对垃圾分类的日常监管和处罚力度，探索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垃圾分类处理新途径。
建立完善垃圾分类硬件设施。当前，我国垃圾分类的硬件设施建设没能跟上，从垃圾收集的前端到垃圾处理的末端，都基本缺乏生活垃圾分类后的流向配套设施。
把垃圾分类当作产业经营。通过引入社会资本，建立良性的经济循环体系，以联合的方式将垃圾收集、分类，并分送不同工厂处置和资源化利用，使回收垃圾获得良好的资本回报率。
组织开展垃圾分类全民活动。组织市民、村民开展清扫垃圾、垃圾分类活动，提升社区庭院的环境卫生，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指数。
建言2 公益组织牵头旧衣物捐赠
全国政协委员、民进江苏省委主委朱晓进
近年来，北京、上海等城市都设置了旧衣物回收箱，自愿投放、统一收集，使旧衣物成为针对贫困人口的捐赠品或工业厂家的原材料，避免旧衣物混入生活垃圾，实现了循环利用。但当前旧衣物回收箱的设置运行中暴露了很多问题：一是企业主导模式削弱回收公益性质。有些旧衣物甚至直接违规流向二手市场，影响了市民的参与热情。二是公益组织控制衣物流向能力不足。由于经费不足，很多公益组织将所有事务转包给企业。一些公益组织仓促与公司合作，不了解底细，结果市民捐赠旧衣物未被用于公益用途，成为企业牟利手段。三是政府没有形成明晰的管理意识。一方面经营没有放开，另一方面也没有直接监管的部门，政府方面无法掌握旧衣物回收数量、流向等数据。
建议公益组织作为牵头方，强化控制力，在运营中需对相关公司进行监管，并向捐献居民说明，做到财务透明。企业应成为操作者和受益者，加快建立和完善旧衣物回收加工体系以及相关政策法规与行业标准，扶持一批旧衣资源再利用公司，运用财税杠杆，在资金、税收等方面给予优惠政策。政府应明确对企业和公益组织的管理，工商部门应给予回收企业明确的经营范围，民政部门指导监督公益组织做好对衣物捐赠数目、流向的公开等工作。
建言3 加大再生资源行业补贴
全国政协委员、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李成玉
再生资源行业综合利用规划要与国家五年规划相衔接，进一步完善废弃电子产品回收处理基金制，加大基金补贴力度。
我国是资源消耗大国，加强再生资源的综合利用、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是促进绿色发展、协调发展的关键途径。近几年，在一系列支持政策下，商务部连续开展三批回收体系试点城市和区域性基地项目建设，试点城市整体回收率由40%提升到70%。但我国的资源回收利用率低，再生资源回收利用行业小、散、乱的特点明显。2015年，十大品类废旧物资回收量、回收价值分别比上年下降3.7%、17.8%，从业人员减少300多万人。低值可回收物回收率低，而享受财政补贴的废旧家电回收量同比增长23%。
国务院应尽快制定行业整体发展规划，加强顶层设计，再生资源行业综合利用规划要与国家五年规划相衔接。同时还要继续加大政策引导和财政扶持力度。
2010年再生资源回收行业停止增值税“先征后返”政策后，回收企业几乎再未享受优惠政策。建议结合国务院刚刚颁布的《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推行方案》，尽快在用地、税收、物流、科研等方面制定具体的优惠政策，扶持再生资源行业健康发展。
此外，建议培育和支持龙头企业发展。要打破层级和地区界限，推进资源整合，着力打造一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龙头企业。鼓励龙头企业加大创新力度，引进生产设备和工艺技术，在核心关键技术研发上取得突破。
建言4 加强废钢等再生资源管理立法
全国政协委员，农工党中央常委、广东省主委，广东省政协副秘书长马光瑜
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对节能减排做出了巨大贡献，但同时，因管理不当，再生资源非法拆解利用所造成的区域性环境污染触目惊心，也有一些流向非法从业者，造成严重的社会治安和环境污染问题。对此他认为，可借鉴日本的做法，通过立法使再生资源管理成为全社会的法定责任，促进我国再生资源产业健康发展。
粤再生资源综合利用总量逾3500万吨
马光瑜委员查阅了大量资料，作了一番调研，由于近期缺乏类似统计资料，他以2008年广东统计数字为例作说明：广东再生资源综合利用总量超过3500万吨，粗钢产量40%以上来源于废钢铁，再生橡胶总量占橡胶用量40%以上，再生塑料总量占全省塑料制品总产量约60%，废纸综合利用量占全省造纸工业总产量70%以上，铜、铝产量的80%以上来自于再生铜和再生铝。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的资源效益超过2280亿元。
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对节能减排做出了巨大贡献。马光瑜的调研显示，2008年广东全省通过再生资源回收利用至少节省了能源3900万吨标煤，相当于全省能耗的18%；减少二氧化硫排放量81万吨，相当于全省二氧化硫排放总量的67%；减少化学需氧量排放量43万吨，相当于全省化学需氧量排放总量的42%。2008年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的环境效益达到137亿元。“由于近年来我国再生资源产业规模不断扩大，其对节能减排工作的贡献只会增加，不会减少。”马光瑜对记者表示。
再生资源非法拆解利用造成环境污染
据了解，再生资源产业体系主要由再生资源回收(包括分拣、集运)、再生资源加工利用(包括拆解、加工和再制造)、再生产品流通等三方面。马光瑜委员发现，目前存在的问题是我国再生资源产业缺乏法律规范。“再生资源产业涉及群众生活和生产活动的各个方面，一旦管理不当，会造成严重的社会治安和环境污染问题。”马光瑜说。
此外，由于缺乏准入门槛，行业自律和市场规范的作用又很弱，再生资源经营者在追逐利益时损害公共的行为不断发生。“例如将电子废物交售给无处理资质的拆解加工业者、参与非法购赃销赃活动、废品收购站引发火灾、违法销售报废机动车，等等。”马光瑜说，因再生资源非法拆解利用所造成的区域性环境污染触目惊心。
防止再生资源管理成为“绿色贸易壁垒”
马光瑜认为，从世界角度看，再生资源管理将日益成为贸易的基本原则，在发展不平衡的国家间，则会成为绿色贸易壁垒。应这一发展趋势，发达国家纷纷开发有利于再生资源管理的技术，如果我国不尽快采取措施，技术制高点将被发达国家占领，不利于我国未来参与竞争。据了解，不少发达国家已经在推行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，促使这些国家的相关企业不断实施生态设计或开发新技术，以降低回收、拆解、再利用的成本。
马光瑜举了日本为例子：日本通过立法，使再生资源管理成为日本全社会的法定责任，各项专项法规涵盖了生产、生活的方方面面，包括废弃物处理、资源有效利用、容器包装物分类收集和回收利用、家电回收等方面，这些法规不仅明确界定了公民和生产者的责任，而且也规定了政府的责任，使得再生资源管理成为全社会的约束性行为。他建议，可借鉴国家再生资源管理的做法，形成全社会遵循的生产、生活规范，促进我国再生资源产业健康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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